主旋律电影从被提出到如今能够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占有重要地位，经过了无数电影人的努力，也从样板式的、模式化的叙事不竭转变，贴近时代的发展与观众审美的变化。
《半条棉被》从宏大的历史潮流中择其一，选择从小人物的视角出发，在叙事维度的嬗变下，创造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
一、宏大叙事的个别性超越
近些年来，主旋律电影展现出一种明显的趋势，这便是从宏大叙事的意识形态窠臼中挣脱出来，关注个别在时代变化中对于生命和国家命运的思考。
无论是今年国庆档中的《我和我的家乡》、《一点就到家》、《夺冠》，还是2019年国庆档《我和我的祖国》、《中国机长》、《攀登者》 无不是从个别表达到国家表达，从个别生命的发展看出国家民族的发展。
《半条棉被》虽取材红军长征，却以小见大，以三位红军女战士和一户村民之间因“半条棉被”结下不解之缘的故事，展现出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军民鱼水情。
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中对于宏大叙事观念霸权的消解首要体现在宏大叙事的个别性超越上，而这种个别性超越打破人物塑造的标签化、扁平化，使人物饱满起来。
《半条棉被》中，出现的每一位角色除了是战士之外，更是一个会痛会怕的人。
女主角董秀云在野战医院被袭击后，想到的但是是找到大部队，找到丈夫老韩。但是，因为放不下伤兵们，一起走一起见证的是那些死去的无名战士，所以她带上了她遇到的每一位还活着的战士。
她不但是一位战士，也是一位医生。
电影整体的色调呈现出蓝灰冷色调，与这差别的是，棉被下的镜头是红色的、温暖的、安全的，影片通过视听手段展现出这床被子对董秀云的重要性，这不但是她和老韩的婚被，更是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她唯一的温暖依靠。但是，为了孩子，她仍然坚持剪下一半被子。这是出于战士的心，更是出于母亲的心。
正是影片塑造出这样一个个平凡但有血有肉的战士，当他们拼起命、走上战场，才更显得无比悲壮。
二、性别叙事的突破
《半条棉被》是以三个红军女战士董秀云、廖小湘、王秋兰和村民徐解秀为主角，这种全部以女性角色为首要叙述对象的电影在国内主旋律电影中算是十分少见。
而《半条棉被》在性别叙事上的突破不单单体现在此，更体现在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女性意识的觉醒上。
在女性角色的塑造上，《半条棉被》没有将其塑造成背景化的、道具化的、标签化的象征物，而是挖掘女性角色的差别方面。
董秀云怀有身孕，想要孩子出生时看到父亲，但她也在为革命事业奋战；亲眼目睹师长死亡后的廖小湘虽然欣喜若狂，却仍强忍着悲痛修好电台，为保护电台而死；战前还在害怕的王秋兰在最后关头毅然决然扬起红布，引开敌人，以一种无比英勇悲壮的姿态面对牺牲；从小是童养媳的徐解秀即使受到蒙骗，仍然决心相信自己的眼睛，相信红军战士，将自家的珍贵食物、盐巴送给女战士们。
我们能从这些女性角色上看到她们的柔弱，也能看到她们的坚韧；看到她们的信仰，也看到她们的情感。
而徐解秀在三位女战士的示范和劝解下放开小脚无疑是女性意识的觉醒，虽然这个部分并没有进行更加深入的探讨，但是在本片中点出，也是本片性别叙事的一大突破。
三、人本主义的回归
电影《半条棉被》放弃了假大空的口号宣传，转而探究个别的人性，影片中的角色都是平凡的战士，是一个个普通人，但正是这一个个鲜活的个别的汇聚才显出电影的真正内涵。
没有人想死，他们也怕死。
董秀云想找到丈夫，她还在期待着丈夫的来临；廖小湘死前想着要带着个镜子，见到师长时好让自己好看点；年纪不大的王秋兰问老战士，死了是否是就不会痛了。每一位战士都是一个普通人，有的腰上缠着大洋，“我死了，钱都不行少”，但他牢记红军每一项纪律；有的牢牢保存着老婆本，想着战争结束了“娶老婆”，可他仍然将钱给了村民修房子；有的眼睛看不见了，但他还能摸索出枪的方向，“一个够本，两个赚了”。
正是这些回归到人性本身的，细节的、真实的描写才使得每一小我物都饱满起来，塑造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站在我们面前。
因此，当这些生动的，鲜活的生命的逝去时，才显出无比的悲壮。是这些个别精神的不竭汇聚，才汇聚成这伟大史诗中的英雄魂。
四、结语
影片《半条棉被》虽然在叙事、视听表达和人物表演方面或许还有不及之处，但其通过宏大叙事的个别性超越、女性叙事的突破和人本主义的回归塑造出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形象留在观众心中，这无疑是对主旋律电影创作的一个很好借鉴。同时，这些鲜活的人物形象使得影片更具真实性，带领着观众踏上一场心灵之旅。
作者：牛哲妮
通讯员：肖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