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和我的家乡》里面，大家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那就是，《神笔马亮》的故事，是观众反响最好，喜剧效果最突出的一部分。
大银幕，沈腾 与马丽 的又一次“合体”，果然没有让我们失望。
在这个故事里，大家被沈腾手绘的毛衣逗得前仰后合，也会被视频聊天突然卡住搞得爆笑不止。
但是，距离上一次我们为这对“西虹市夫妇”发出的笑声，其实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年。
是的，《夏洛特烦恼》已经是2015年的事儿了。那时候，闫非和彭大魔是第一次执导大银幕作品，沈腾和马丽也是第一次出演“银幕情侣”。
那个时候，闫非和彭大魔没想到，沈腾和马丽饰演的夏洛和马冬梅竟然会为他们迎来比舞台剧更多十倍的笑声和掌声。
当然，他们更没想到的是，当时一时兴起取名的“西虹市”，竟会成为承载二人电影故事的一片银幕乐园，在此后的几部电影里，甚至逐渐成为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喜剧厂牌。
而“西虹市”这个喜剧厂牌，从他们创立运作开始，就已经带有二人喜剧中轻松自如的意味了——把电影中“西虹市影业”的梗延伸到了银幕以外。
“‘西虹市’这个地名是当初拍夏洛那会儿实在不知道该用哪个城市的名字就编了一个谐音，大家记住了就一向用着了。”他俩回忆“西虹市”的起源，谐音梗里带着股无心插柳的自在。
也正应了那句无心插柳柳成荫。用着用着，从《夏洛特烦恼》到《西虹市首富》再到这次《我和我的家乡》之《神笔马亮》，“西虹市”的边界正在不竭拓展，在东北广阔的黑土地上，逐渐生长出独属于闫非和彭大魔的喜剧果实。
“西虹市”被他俩变成了“喜剧塑料大棚”，肥沃的黑土地上，四季开花结果，他们种啥长啥，观众看啥笑啥。
“西虹市”对这两位导演来说，是他们小的时候在东北某个城市里，曾经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的路上，雨过天晴出现彩虹，小孩们边走边打闹、没心没肺的日子，是一个充满幸福的城市。而这个城市，正在成为他们的喜剧乌托邦。
终于，在答应不发他们照片，不影响他们低调地创作、蹓弯儿、去澡堂子搓澡以后，我们跟这两位来自“西虹市”的导演聊了聊他们的“西虹市喜剧”。
喜剧让人快速爱上主人公
在《神笔马亮》里，马丽和沈腾是西虹市里的一对夫妻，俩人都是老师，马丽饰演的秋霞教摔跤，沈腾饰演的马亮教画画，仍旧是女强男弱、“靠实力说话”的家庭关系。
虽然闫非彭大魔说这个故事的初衷是“希望能完成这个单元故事，没想做成沈腾和马丽的系列故事”，但是显然，观众对马丽和沈腾这对组合的热情，已经不是他们能够控制的了。
我们愿意相信，从某个角度上看，这个故事是对《夏洛特烦恼》中夏洛与马冬梅爱情故事的延续。
两个故事放在一路，我们在银幕上看到了一对东北夫妻，从相识相爱到生儿育女的过程。
之所以说两个故事可以放在一路，除了两位主角一致以外，更是因为它们真的太“东北”，或者说太“西虹市”了。那种典型的东北夫妻生活中的精髓，全都被他俩拿捏得死死的。
一个咋咋呼呼、说一不贰的老婆，一个放弃挣扎、视为心腹的老公。一个“虎”，一个“彪”。
两位导演的能力不但在于热热闹闹地把故事讲了，逗得我们哈哈大笑。
更在于，他们能找准时机，把“虎”和“彪”之下的真情剥开给你看，一瞬间，那种藏在“哈哈哈”之下的深情和守护，让所有来不及收回的笑声都凝成了眼泪。
就像是，那个穿着玩偶服装在向日葵花田里跑得满头大汗的沈腾，镜头慢下来的一瞬间，就是我们从笑到泪转换情绪的一瞬间。
这种瞬间性的呈现，找到了笑与泪之间的情感裂隙，恰到好处地给我们留下了情感交织的时机。我们看着银幕从笑到泪的一刹那，也是我们走进人物内心的一刹那。 对于创作者来说，这是一种车载斗量的控制力。它来源于经验、天赋、潜意识，甚至也可能是来源于最直接的感动。
“我们想讲一个关于奉献的故事，在东北采访了很多扶贫书记，开了两场座谈会，聊的很深入，他们不是教科书里的人物，都是生活中的普通人，都有来自生活的压力和烦恼，却乐此不疲地奉献着，还把奉献视为收获，这股劲儿特别动人，让我们有了讲故事的欲望。”
他们讲述了《神笔马亮》这个故事的起点。从这种被感召的原点开始，二人用最原始的讲故事的欲望，讲述了一个带着喜剧色彩却又含着深情的故事。
难得的是，在讲故事的过程当中，他们清楚地知道喜剧的“长”与“短”，“真实的扶贫远没有故事里讲的那么轻松，但是我们觉得用轻松的表达方式更容易让观众接受这些可爱的人。”
相较于正剧，喜剧或许在故事的深度与厚度上存在短板，但就像他们说的那样，喜剧能让这些主人公快速地被我们看到、被我们爱上。
憋点儿“坏招儿”
如果我们把闫非彭大魔的喜剧称为“西虹市喜剧”，那我们几乎可以很快发现，“西虹市喜剧”中的每一个故事，都有着非常强的戏剧设定。
在《夏洛特烦恼》中，这个设定是“如果一小我能够穿越回学生时代重新追爱”；《西虹市首富》的设定是“如果要在一个月内花光十个亿”。
《神笔马亮》虽然由于主题的原因，对农村生活的呈现会更多一些，但故事本身仍然是在一个强设定的情境中发生的——如何在中国农村假装自己在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
他们把这些“强设定”称为是憋出的一些“坏招儿”，“这些“坏招儿”一旦形成就会带来有喜感的故事模式，错位，隐瞒，诡计什么的。”
其实这并不是我们从第一个创作者嘴里听到“坏招儿”这个词儿了，而这些“坏招儿”往往是最灵的，就像我开头说的，谁看到沈腾给自己楞画了一件毛衣“穿”在身上，会不笑出声儿呢？
这种隐瞒、诡计，说白了，就是一个创作者在创作过程当中的灵感迸发，和天生的那股子“机灵劲儿”。
巧的是，在《我和我的家乡》五个故事里，所有创作者几乎都用了“强设定”的方式来增强喜剧效果，“可能是大家在创作上都凑巧憋着坏”，他俩乐了。
他们说自各儿“憋着坏”，这个“憋”字儿很对，因为其实很多喜剧点子，还真是一点点“憋出来”的，每隔几分钟就会出现的笑料和段子，并不是凭空出现的，要一遍遍设计和打磨。但让人意外的，是这些一点点“憋出来”的笑料，随时可能需被舍弃。
“喜剧中所谓的‘小技巧’其实就是认真对待‘假定性’。不要告诉自己拍的是喜剧，避免用一些自以为搞笑却和情节无关的手段。”
他俩这话里，似乎藏着喜剧在“有招”与“无招”之间的秘密。这个秘密的本质是电影人对故事的重视永远要优先于对某一个段子、某一个包袱的偏爱。
他们说自己也没法完全避免，“一想到特别好玩的点子就容易上头”，但即使如此，俩人在创作中还是相互提醒着要尽量做到为情节流畅取舍有度，“最近比较偏爱一些打破常规气氛的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