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夺冠》里有这么两个场景。
1981年，郎平的一位队友受不了训练艰苦，发了脾气，“我不练了”。教练指着她骂，“你今天不练明天一早我就练你”。队友想了想，拉好护膝，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回到了训练场上。
2013年，郎平问女排队员们，“你们爱排球吗？”这时候有一位队员站了出来，“我不爱，比赛夺冠不是唯一出路”，然后她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中国女排的队伍，选择考大学去了。
两相对比，你可以看到导演陈可辛的敏锐，他准确地抓住了时代的新旧价值观变化，并用女排这样的载体表达了出来，同时亦提出疑问：
曾经振奋中国人的女排精神，现在还需要吗？
陈可辛的历史回望：女排精神过时了吗？
女排精神是什么？这是很多人听过、感受过，但似乎从未那么仔细想过的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国刚刚改革开放，还是一穷二白的境况，不单经济上落后，文化体育上同样落后世界一大截。
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群初出茅庐的姑娘却说，我们要打败日本队，我们要夺得世界冠军。
彼时的日本队，水准世界第一，人送外号：东瀛魔女。有一种打不死的精神。
但这群姑娘却偏偏要挑战这个魔女，她们不信那个邪，空手接白刃，徒手战大刀，凭借一股中二的热血与信念，成功逆风翻盘，站在了世界最高的领奖台上。
爱国、团结、拼搏，这成为那个时代的女排精神，人们受此鼓舞，为之欢呼，五连冠，一个了不得的奇迹。
在这群备受鼓舞的人群里，有一个中学生，年纪不大，但他目睹了郎平第一次出国比赛的全过程，“慷慨激昂”。
他可能没想到，他见证的是一段传奇的开端，他更不成能想到的是，几十年后，当他成为导演，他要用他的镜头将这段“慷慨激昂”的历史重现出来。
这个中学生就是陈可辛，他拍摄的电影，就是《夺冠》。
陈可辛被称为最适应内地市场的香港导演，主要原因就是其在内地的作品一向都保持着较高的质量以及相当高的票房水平。
自2005年《如果爱》开始，他导演的六部作品有五部豆瓣评分都在7分以上，其中《亲爱的》更是达到了惊人的8.4分。
而在票房方面，他2013年导演的《中国合伙人》便已达到了5亿的票房，去年他作为制片人参与的《少年的你》更是达到了15亿的票房。
没有偷工减料，更没有不服水土。
《夺冠》是他的第六部内地作品，他以2008年北京奥运会中国女排输给美国女排为杠杆，前后挑起了两个时代女排的夺冠之路：80年代郎平作为主攻掀起的五连冠奇迹，以及如今郎平作为教练带领女排姑娘们重返巅峰。
其中80年代的部分，在当今华语影坛中，可以说是对年代还原最好的一个小时。
在人物状态上，陈可辛很好地把握了那个时代女性向死而生绝不服输的精神，她们开始释放长久以来的压抑，笑得毫无所惧。
在镜头语言上，陈可辛也大量运用具有时代感的拍摄方法，比如猛地一个大推镜，让人的表情最大限度地呈现在银幕上。
甚至于其中还有一段极其漂亮的剪辑，让女排的备战穿插进80年代初的种种时代风貌：大街上忙碌的自行车、人们看一部叫《庐山恋》露天电影，欢声笑语，有一种积极向上青春勃发以及充满希望的生机。
可以这么说，虽然陈可辛事实上并没有真正经历那个时代，但这却是他用情最深的场面，简单几笔，勾勒出一个让人向往的时代。
这种做法陈可辛之前做过，那是在《中国合伙人》里，大茶缸、大哥大、大使馆、新浪上市，几个简单的符号便把一个时代的进程缩写完毕，叙事效率之高，让人羡慕。
而再往前，他的代表作《甜蜜蜜》中，一盒邓丽君卡带，不单带出了“港漂”的生活状态，还牢牢地把“时代结束”这样的印记留在了影像上，让人唏嘘不已。
可以说，对时代变迁的关注与关怀，在香港影人中，陈可辛至少要排到前三。
香港与旧金山，20年的分离与变化，是陈可辛的导演处女作，《双城故事》。
叛逆的儿子穿越到父亲年轻的时代，重新认识到了什么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是《新一丘之貉》。
即便是一部讲述家庭关系的《嬷嬷帆帆》，也把时长拉长了几十年，让袁咏仪从二十来岁演到了老年。
他想去探讨的，始终都是这样一个话题：人是生活在时代环境里的个别，时代会影响到人的行为与选择，那么当时代变化，那些行为和选择会不会随之变化？
或者说，像“我为人人”或者“女排精神”这样的时代精神，放到今天，是否是就是过时了？
《新一丘之貉》给的答案是“没有”，那么《夺冠》呢？
新旧价值观的碰撞：你为何那么想赢？
在香港导演中，鲜见有如陈可辛般，能够敏锐捕捉内地在时代变迁中，人所遭遇的影响与变化。
与开头例子类似的是决胜局里导演的处理方式，1981年最后一局，教练对姑娘们说，“你们代表的是国家，如果打欠好，你们会后悔一辈子”，而2016年决胜局的比赛，陈可辛剪进每一个队员关于自我的反省与希望。
一个呈现了集体主义的无穷威力，一个表达了小我觉醒所能达到的高度。
集体与小我，是这四十年来中国社会许多冲突的原点，我们从一个狂热的集体主义社会开始逐渐提倡个别觉醒，这造成了价值观的冲突与对立，新老两代女排，正是这个冲突的绝佳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