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叉戟》并不是一个无可挑剔的作品。只但是它在某些我们认为不错的地方，它比我们想象的更不错，但在我们觉得一般的地方，它也确实体现出了疲态。”吕铮说道。
吕铮，警察，同时也是作家。至今创作了十几部公安题材小说，作品多次获奖。电视剧《三叉戟》便是改编自他的同名小说。对于《三叉戟》这一段时间播出，所收获的好评和受到的质疑，吕铮都挺坦然。他欣慰的点在于，“原来只能从图书读者那里获得对作品的反馈，这次得到了来自全年龄段大众的反馈”。
“这是一个纠错的过程，也是一个让我看清自己创作的过程，这一点才是我最大的收益。”
吕铮
而让他没有料到的点则有两点。一，该剧的观众群体，70%都是35岁以下的观众；二，身边的警察同仁们在追这部剧。“警察们平时看电视剧看得少，毕竟没有时间。像我也从来不看涉案剧，好多所谓的爆款，我也就能看三四集，因为大部分都是脱离警察生活特别远的。但这次好多警察在看。”很久未联系的同行给吕铮打电话，表达对这部剧的喜爱和认可。
在吕铮看来，《三叉戟》能取得这样的播出效果，是因为区别于一般的公安题材，它着重的不是案件本身，而是人物。“如果你要写案件本身的话，受众就会是小众，就是喜欢涉案剧的一拨人。而《三叉戟》最吸引人还是三个主角。”
“人类的共性，才能引起大部分观众的共情。”
在吕铮看来，《三叉戟》的创作中，他们是“反”着来的。“别人要求警察戏里有大动作，一开场就好几十个特警抓一小我。这种让我们真警察觉得特别二的事，这戏里都没发生过。 ”而且在选取案例的过程当中，吕铮跟沈嵘（编剧）也达成了一致，为了人物的塑造，所有案件都不行太“冒尖儿”。“没选那种血腥暴力的，特别抢人物光彩的。如果你看一个剧，里面的案子是一家三口被碎尸，实际上观众会因为这个案件而忽略人物，但是我们要做的是：谁都不行抢了人物的戏。 ”
《三叉戟》书封
关于该剧对原著的大幅度改动，和收尾几集的仓促，吕铮没有避而不谈。他自己说起了支线剧情和人物上处理的一些遗憾，总结“紧贴三个主人公的戏就好看，一支出去了就差口气了。”他反思其实应该对支线做一些精简，把戏更集中于三主人公身上。他认为戏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塑造了三个老警察的鲜明真实的性格而破圈，并不是在剧作层面上故事有多精彩。
“这三小我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警察，他们在各个领域都非常好，但是身上也有巨大的缺点。”三个小老头和自己较劲，因为如今的心有余而力不及。“我的意识还在，我的动作达不到了”；也和年轻人较劲，因为爱面子和不服老；也和同事较劲，因为做事方法差别职责差别。这些磕磕绊绊，让仨老警的职场戏，真实质感一下就出来了。
吕铮跟《余罪》编剧沈嵘合作《三叉戟》的剧本，一开始就确定了分工，从人设到大纲到分集，包括台词，都是先二人讨论，再沈嵘编缉，沈嵘的一稿给到吕铮，再由他这个真警察，把警察的语言和真实细节填充进去。
郝平饰演大喷子，董勇饰演大棍子
到了拍摄阶段，演员们又进行了二度创作。吕铮说道，本来剧中“大棍子”也有很多台词，董勇却在表演时，自动把自己好多功能性的词让给了郝平演的“大喷子”。他的解释是：带棍的人少说话，人狠话不多。这一“让”，成全了两个角色：沉默固执的大棍子，机智话唠的大喷子。
吕铮地道北京人，家里好多在银行系统的亲戚，按照家里给他的规划，他应该学金融，进银行。但他偏偏干了警察。“我觉得做警察就是年少的梦，小时候觉得干警察是在和平年代唯一可以惩恶扬善的职业。”
“我受不了一辈子在柜台后数钞票，我的性格特点是特喜欢干自己干不了的事。”干自己干不了的事，一是当了警察，二是一边当警察一边写小说。按理说，刚开始写作的人，会从自己身边特熟悉的生活，特熟悉的人物写起。吕铮不这样，他的第一部小说《赎罪无门》，写的是60岁老警察的故事。30岁写60岁的主人公，吕铮写得不算满意。“写完以后我觉得不成功，我只触及到生死，但死亡之上的信仰、人生哲学，我还差很远。”然后他写了《名提》，也是写老警察。后来到了《三叉戟》，之前的写作经验，成就了三个老警察。
写和自己当下状态相距甚远的人物，是吕铮对自己的训练，到《三叉戟》——吕铮的第12本小说时，他觉得自己写作训练的第一个阶段完成了。吕铮自认是“野路子出身”，找不着太多写作的训练方法，只能自己去试，最后找到的一个方法就是：“写我完全不明白的、不领会的领域，或者写我还没到达的年龄人群。如果我能写好了，我再去写我熟悉的领域，再写同龄人就太容易了。”
“我小时候看《七龙珠》，龟仙人训练前先背一龟壳，短笛大魔王每天披的斗篷里全是铅块，当你有一天从枷锁中释放出来时，就是你功力大涨时。”接下来，吕铮的《三叉戟之纵横四海》快出版了，讲的是三老头年轻时的故事，那时江湖尚在，英雄初露峥嵘。
“当时光荏苒，所有故事都被大家忘记的时候，大家想起《三叉戟》这三小我物，喷子，棍子，背头，还会跃然眼前，这个才是我们想要的工具。”吕铮这样描述他对《三叉戟》的期许。
吕铮
【吕铮自述】
警察是一个把人生高度浓缩的职业，你看着它是一包糖，它比一般的糖甜，因为它积累压缩了大量别人没有经历的事。我们一年经历的事，可能是别人一辈子都不会经历的。这些事也许给了警察荣誉，但也会让警察才二十多岁，却认为自己虽然表面年轻，但内心已经沧桑。到了30多岁，慢慢更成熟，但体力开始往下走的时候，内心的危机感会更重。
警察工作除了需要有经验以外，还得有体力和精力，办案子点灯熬油，想审一小我拿下口供，几天几宿不睡，琢磨案卷，找各种方法攻破对方心理防线，那成就感是别人想象不到的。要付出的心血也是别人想象不到的。
我写第一本小说《赎罪无门》时，我姥爷刚去世。我姥爷是得了癌症，他坚持了三年，跟病魔搏斗了三年。那个时候我去给我姥爷陪床，在北京肿瘤医院，它有个两栋楼之间衔接的平台，双方用大玻璃给封起来，病人做完放化疗以后，不行接触到太多外面的空气，怕病菌感染，好多病人都会去这个平台运动。我感觉这平台特奇怪，看着到处阳光，其实都隔着玻璃，看着柳绿桃红，鸟也是假的，花也是假的。好多差别年龄的人在平台上。我印象里有一个姑娘，条也顺，长得也漂亮，但没有眉毛头发，冬天戴着个毛线帽子，还有一小孩六七岁，脑袋特别大，身体特别瘦。他们所有人，不管甚么年龄职业层次性别，身上的健康都被癌症踢走了，当时我就在想，如果所有人都走到了这一步，人生会留下甚么样的遗憾？如果一个警察到了那一步，又会怎么样？
《三叉戟》剧照，陈建斌和董勇
我不太喜欢那种顺着写的工具，人物的弧光都是在正着走的，对我来说没有嗨点。《三叉戟》这个故事，是在不竭反思，不竭回望，不竭失落但又对未来的微光抱以憧憬，那微光能照亮他们的世界，但如果没有这点微光，所有的大幕都将拉下，世界都将变黑。 这是《三叉戟》的基调。我最后想传达的是甚么？就是人活着，分秒必争，每一天都活好，别等老了再后悔浪费。
我觉得中年危机这事，把它放到中年，它就中年危机，其实危机感是一种人对于自己慢慢损失的工具的一种焦虑，人总是存在着持续的危机感。当咱们离开学校的时候，失去了学校的呵护、学校里的荣誉，走上工作岗位那也是很有危机感的一种情景。然后走上工作岗位以后，一切跟你原本想象的完全纷歧样，你又会经历下一个危机。危机是从甚么时候开始的，我觉得并不是从50岁或者从40岁，危机对一小我来说是无时无刻的，危机的与时俱增并不是由于年龄，而是一视同仁，有的人他希望生活安稳天真烂漫，他的危机感会少一点，有的人他一向都在往前跑，他的危机感就会与日俱增。但我觉得从警察来说，他们的危机感会比别的职业要强很多。
警察故事写的是人，既然写的人你就要把人琢磨透，实际上小说的种子完全是人。人身上的功能性不应大于他们的性格和情感。比如《三叉戟》里小吕是计算机专家，但我们着重的点，不是“计算机专家”这个功能性标签，而是“三叉戟的徒弟”、“烈士子女”这些有情面味的社会关系，然后同时他有那么一点计算机的技能。
编剧史建全老师说过一句话，要下苦力气干笨活，才是编剧。为何要脚踏两船？找那么几小我，一小我几天就能写出两集，剧里每小我都是推动案件的工具，这样多好写，说实话如果照这种方式写剧本，《三叉戟》的剧本可能两三月就能完成。我们下的都是苦功夫，写人实际上是最苦的，以人物性格带出他们的台词动作，变成视听语言，这个才是苦活。
